并未试图去掀起又一轮新法国极端主义，在属于柯南伯格和卡朋特的第一幕后(开场还难得的见到了波尼洛的演出），随着文森特·林顿的登场，迪库诺真正想呈现的才徐徐展开，同样也是真正令人好奇的部分。女主角被植入的“儿女冤家”成为启动新的生命形式的一场受孕(冢本晋也的作品中也曾以此符号方法而闻名)，电影本身便在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般的缝合下，以流动的类型、美学与议题(性别、性向和存在)而成就酷儿身份甚至将其重新审视定义。但超现实的段落与纯粹类型的部分所构成的醒目的“怪胎”元素从头至尾横冲直撞为过于悬浮的“体征”，承载现实的“父子”戏份则被牵引着以错乱的寓言体来迎合“现象”，于是这场痛苦的光影“妊娠”诞下的反倒更多是致畸的形式，表达的“生理”逻辑被切割。迪库诺的短板一直来自奔逸的想象和贫乏的实在间的失衡所致的虚妄感。